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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爱钱」和「书呆子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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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剧里的华人，很多人都见过几种样子：店里低头算账的老板，或者精明的生意人；再就是戴眼镜的数学尖子，除了考试好像不太关心别的。看得多了，心里就留下一个印象：华人爱钱，也爱读书。这个印象到底有没有，在谁眼里有，有几分真？先看数据。

表 1　印象与现象

表 1　印象与现象

来源：STAATUS Index 2025年5月；Pew 2023年11月；英国政府族群数据；ISEAS 2017；Ipsos 2013；央行城镇储户问卷 2025年7月；北大教育财政所 2025；韩国国家数据处 2026年3月；育娲人口 2024年2月。

这些数字说明几点。印象确实有，但各地看到的不是同一张脸：美国、英国看到的多是“会读书”，印尼看到的多是“有钱”。现象也有几分实，IMF 说中国家庭储蓄率远高于 OECD 和多数新兴经济体（IMF 2025年12月）。可又不是华人独有：韩国补习更普遍；用东西衡量成功，印度、土耳其也高，Ipsos 自己也说新兴经济体的网民样本偏城市、偏富裕。外媒常说中国“不惜代价求增长”，说的多是国家发展模式，2014 年中国政府自己也表示要放弃这种模式（SCMP 2014年4月）。

国内自己也这么说。“内卷”入选 2020 年十大流行语，指人人超额完成、结果却不变的竞争（中新网 2020年12月）。2026 年一份平台网络调查里（样本 1055 人，不是全国抽样），新年愿望排第一的是健康平安，22.5%，赚钱发财第二，18.3%（发现报告 2026）。

这就有个怪处：一个俗，一个雅，爱钱和清高读书看上去相反，怎么落在同一群人身上？下文依据的时段是先秦到明清、1850 年代以后的海外华人史、1905 年至 2026 年的中国；地区以大陆、美国和东南亚华人为主；资料是原典、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、官方统计和媒体报道。

一、外人看到哪张脸，要看华人在当地做什么；那么原型从哪来？

先看美国。1882 年《排华法案》把华工挡在门外（美国国家档案馆）。已经在美国的华人被排挤出制造业和建筑业，只好去开洗衣店，因为这行本钱小，不用会英语，白人也不做（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）。1965 年移民法取消国籍配额，设了专业人才优先类（UCLA 亚美研究中心）。1972–1977 年，亚裔移民中专业人员占 44%，不过同期华人移民更多是靠家庭团聚进来的（Lobo & Salvo 1998）。1966 年起，美国媒体把日裔、华裔写成“成功的少数族裔”（Pew 2023年11月）。移民制度挑人，“会读书”这张脸有一半是这样来的。

再看东南亚。十九世纪，殖民政府把鸦片、酒、赌等税包给华商去收，新加坡的这类包税常占全部收入的四到六成（Trocki 2008）。华人夹在殖民者和本地人中间，生意显眼，“有钱”这张脸画在了这里。

可见两张脸跟着职业走。不过画得夸张不等于凭空捏造，华人为什么偏偏走读书和经商这两条路，原型要到中国史里找。

二、原典没教人爱钱，也没教人死读书；是误读把修身的话改成了讲回报的话

孔子不讳言富贵：“富与贵，是人之所欲也，不以其道得之，不处也。”又说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；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（论语·里仁、述而）取财要守道，也要分先后。庄子宁可“曳尾于涂中”，也不去做官（庄子·秋水）。

链条是后来拴上去的，误读出了力。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常被说成宋真宗所作，其实是宋末元初有人借他的名义写的（维基百科“劝学诗”，引廖寅 2018）。明人谢肇淛批评：“今人之教子读书，不过取科第耳，其于立身行己，不问也。”（见大木康考证）“学而优则仕”是子夏的话，全句是“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”（论语·子张），“优”是有余力，后来被念成“学得好就该当官”。“士农工商”出自《管子》，原话是“国之石民也”（管子·小匡），四种人都是柱石，不是贵贱榜。孔子说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”（论语·宪问），这句少有人提，黄金屋却人人会背。

三、读书做官成为主路，是宋以后的事；要害在上升只有一个裁判

有人问：中国是不是历来精英治国、看重学习，所以才有官本位？要分开说。科举隋代开设，唐代沿用，但唐代多数官员并不出自科举，入仕主要靠举荐和门第；到宋代，科举才成了选官的中心（Elman 1991）。从这以后，读书做官成了精英选拔的主通道，官本位和它分不开。但这条路极窄。约 1850 年，约两百万人应县试，最后中进士的约三百人，约六千分之一（同上）。何炳棣统计，明代进士约一半出自三代无功名的人家，清代降到约 37.6%；沈登苗用天一阁登科录复核，认为明代数字偏高，进士多半仍是读书人家族的积累（沈登苗 2019）。艾尔曼也说，考中渐渐成了地方富户的特权。所以精英治国是理想，也是一个筛子，绝大多数读书人被筛了下去。

常听人说：中国长年封闭，大一统，文脉不断，所以这套东西刻进了骨子里。这话一半对。经典两千年没断，科举又统一了标准，1313 年元朝规定四书出题“用朱氏章句集注”（元史·选举一）。可唐宋对外交往和海上贸易都盛，定朱注的是蒙古人建的元朝，历史上还有长期分裂。“刻进骨子”是本质论，验证不了。

Scheidel 比较过：罗马亡后欧洲一直多国并立，彼此竞争，中国则一次次恢复统一帝国（Scheidel 2019）。他讲的是经济和创新。我顺着他的观察往前推一步：统一帝国下，上升只有一个裁判。欧洲人可以向教会、城市、行会证明自己；明清的人读书也好，经商也好，最后都向朝廷功名交账。艾尔曼指出，明清的财富和功名可以互相转换；余英时看到商人赞助书院、刻书（余英时 1987，英译 2021），但商人发了财，最稳的出路仍是供儿子中举。裁判只有一个，读书和钱就都成了交给它的筹码。这是我的引申，不是 Scheidel 的结论，明清也还有捐纳、军功等门路。

四、科举废了，裁判换了衣服；大家认它，因为它最让人放心

1905 年停科举，同一道上谕说新学堂“其奖励出身，又与科举无异”（停罢科举诏）。1977 年恢复高考，知识青年“看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希望”（人民网 2021年12月）。

表 2　几次统一考试的规模

表 2　几次统一考试的规模

来源：Elman 1991；人民网 2021年12月；教育部 2025年6月；教育部 2026年6月；中国政府网 2025年10月；中新网 2026年10月。

2027 年度过审人数少了，但同年加了实名认证，不能直接说成降温。

考试是不是阶层流动最好的办法？一份 8 万多人的问卷里，高中生、大学生、教师、家长评价高考，用得最多的词都是“公平”（刘海峰、韦骅峰 2024）。道理不难懂：不问出身只看分，比门第、举荐、关系更可信。但分数背后也有家庭。2013 年一项研究发现，贫困农村考生上顶尖大学的机会比城市学生低 43 倍；清华农村生源 2000 年为 17.6%，靠专项计划 2020 年回到 20.2%（新浪 2020年9月）。刘云杉认为病根在基础教育，好学校向城市集中（中国青年报 2012年4月）。所以不能说考试是没有更好办法的办法，只能说：在别的通道不被信任时，它是最让人放心的。代价是路只有一条，大家都挤。

五、对个人来说，读书和攒钱多半是在避险

古人早就把读书当保险。颜之推劝子弟读书，理由是“父兄不可常依，乡国不可常保”，又引俗话“积财千万，不如薄伎在身”（颜氏家训·勉学）。读书是带得走的手艺，和攒钱一个道理。

今天也是这样。毕业生首选公共部门的比例，从 2020 年的 42% 升到 2024 年约 63%，背后是民企裁员和青年失业（CNBC 2025年12月）。研究“考试浪人”的论文发现，年轻人一年年备考，是因为路少、父母期望高，也相信考试公平（Wang 等 2023/2025）。2025 年建行一份问卷里，储蓄目的排第一的是应急和医疗，占 65%，样本是银行客户（养老金金融白皮书 2025年10月）。IMF 认为，眼下储蓄高主要因为社保薄、户籍有门槛、房价高；没有城市户口的城镇家庭，储蓄率高约 7 个百分点。“双减”以后，中低收入家庭补习明显减少，高收入家庭变化不大（庞小冬等 2025年1月）。鸡娃更像军备竞赛，不像爱读书。

避险有代价。对美国华裔家庭的追踪研究发现，“虎妈”式教养并不最常见，而且和更低的成绩、更多的抑郁连在一起（Kim 等 2013）。Lee 和周敏发现，“名校加名专业”的成功框架，让够不着的人觉得自己失败（Lee & Zhou 2015）。

表 3　美国华人的几组数字

表 3　美国华人的几组数字

来源：Pew 2025年5月；Pew 2024年5月。

到这里，开头那个怪处可以试着解释：保障靠不住、出路窄、裁判只有一个的时候，读书和攒钱都是最保险的路，一俗一雅，其实是同一种避险办法的两种做法。这是解释，不是定论：这些研究多是相关关系，也确实有人是因为喜欢才去读书、做生意。

六、记忆怎么传下来：不在骨子里，在一遍遍的重复里

比“刻进骨子”更准确的说法是：制度和教育长期重复，养成了习惯和期望，再经家庭往下传。明清进士密度翻一倍的府，2010 年人均受教育年限高 8.5%（Chen, Kung & Ma 2020）。

苦难记忆要分两层说。储蓄这一层有实证：饥荒越重的县，2002 年农村家庭储蓄率越高，饥荒后出生的一代也是这样（Chen & de la Rupelle 2016，工作论文）；少年时经历饥荒的户主预防性储蓄更强（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25）。风险偏好这一层结论相反：一项研究说更怕风险，并传给下一代（Chen, Hu & Xu 2023），另一项说更敢创业（Yi, Chu & Png 2022）。苦难记忆可能是底色，当下主因仍是社保和户籍。海外移民子女的教育优势和移民筛选分不开（IMR 2024）。传下来的东西可以改变，不是天性。

七、“华人没有信仰”说得太绝对：有祖先崇拜，缺的是独立于世俗权力的价值来源

“只信钱”是“爱钱”形象的另一面。梁漱溟说中国“以道德代宗教”（中国文化要义 1949），1949 年后宗教活动又几度受限（Pew 2023年8月）。杨庆堃指出，中国宗教多是“弥散性”的，嵌在家族和社区里（杨庆堃 1961）。

表 4　宗教归属与宗教实践

表 4　宗教归属与宗教实践

来源：Pew 2023年8月；Pew 2023年10月。

求财的神由来已久。宋代已有人买财神纸像，明代苏州有正月初五祭五路神的记载（中新网 2024年2月）。上海接财神 1949 年后到七十年代日益衰落，改革开放后重新兴盛；旧时讨钱的人在店门口喊“恭喜发财”（澎湃 2024年2月），可见这句话不是新词。2023 年携程寺庙门票订单同比增长 310%，90 后、00 后约占一半（钛媒体 2023）；2026 年初五，杭州北高峰财神庙从凌晨起排长队（潮新闻 2026年2月）。

没有制度性的宗教归属，不等于没有信仰。祭祖、修谱、清明扫墓，敬的是祖宗，求的是家族绵延，很多人把祖先崇拜看作中国人最普遍的信仰。社会学家杨庆堃把这类信仰叫作“分散性宗教”：它不靠教会，而是融在家族和节令里。我的推断是：信仰在这里常被折算成现世回报，看上去像唯物。原因可能还是那个裁判。梁漱溟引常燕生的话说，中国历史上“并没有与政权并峙的教权”。没有第二个价值来源，神也被拉去给同一个裁判帮忙。这一层证据最弱，求神保佑现世，各大宗教都常见。

钱也可以这样看。孔子把落脚点放在此世：“未知生，焉知死”（论语·先进），“敬鬼神而远之”（论语·雍也；这句常被误记在《先进》）。费孝通说，中国人的社会关系“以‘己’为中心，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”，一圈圈推出去，“愈推愈远，也愈推愈薄”（费孝通《乡土中国》1948，澎湃转载）。落脚点是自己、家、乡里到国家这一层层关系，不是西方那种以个人权利为界的团体。按 Hofstede 体系现行数据，中国个人主义得分 43（满分 100），属集体主义一侧（The Culture Factor），这类量表本身也有争议。在这样的格局里，没有教会兜底，社保又薄，钱是护住自己这一圈人最实在的东西，说它是缺少安全感和信仰依托时的务实做法，大体说得通。还有一种说法：地域大、战乱多，先贤只好求折中，人也就更务实。这只能算可能的解释，证据有限，战乱多的地方并没有都变成这样。反过来，务实不等于无信仰：近半数人信风水、四分之三的人扫墓，正说明信仰一直在场，只是不靠教会。

八、个人能做的

先把手段和目的分开：考试、编制、存款都可以要，但它们是工具。再问自己：选这条路，是出于所好，还是出于怕？对钱，孔子的分寸够用：可求则求，“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”。对外人的标签，不必去证明，也不必反着演。

结语

几条线放在一起看，共同的逻辑是：上升只认一个裁判，保障又靠不住，读书、钱，甚至神，都会从目的变成筹码。统一考试被认，不是因为它完美，而是别的路更难让人放心。外人的镜头拍下的是筹码，拍不到通道有多窄；我们自己如果也只看见筹码，就会把制度造成的东西，当成民族的性格。

留几个问题。怎样让考试以外的路，比如手艺、创业、基层工作，也被人信任？如果保障可靠，不靠官位财富也能安身，“爱读书”和“爱钱”还会是今天这个样子吗？在通道还窄的时候，一个人能不能先把读书还给“为己”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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